...元不够怎么办 津巴布韦我来印

帕安·基德

这封信来的时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那时，我正在紧张筹备着女儿凯莉的婚事，要不是那个奇怪的棕色信封，我不会注意到它。我一看邮戳：津巴布韦哈拉雷市。津巴布韦？我在津巴布韦不认识任何人。我拆开了信封。“亲爱的基德女士，几年来，我一直在读你发表在《每日路标》的祷文。请您到津巴布韦来写一写哈拉雷的孤儿和流浪儿童。请尽快来吧。谢谢。”

信尾是一个在哈拉雷长老会工作的女子的签名。非洲的津巴布韦！像我这样的人，到那种反差这么大的地方去，怎么能受得了？我把信丢到一边，继续投入女儿的婚礼筹备当中。

我试图忘记那个奇怪的棕色信封，但心底有一个声音时不时地冒出来：它为什么偏偏寄到我的手上？我本想不予理睬，但当我站在教堂大厅的楼梯上，抚摸婚礼的装饰品时，一阵感激和内疚突然涌上心头。与大多数人相比，我算不上富裕，但对于一名非洲孤儿来说，我无疑是一个富翁。那个女子发现了我，至少我应该回一封信给她。于是，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几周后，我和丈夫戴维踏上了津巴布韦的领土。在前往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每五个津巴布韦儿童里就有一个因为艾滋病而成为孤儿。我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透过车窗，我看见他们——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公园，衣衫褴褛、光着脚、饥饿的儿童在路边乞讨，蜷缩在小巷里。每当我们下车，他们就拦住我们。当然，他们想要食物。然而，我感觉他们最想让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们的存在。

两天的时间，我和戴维走访了许多地方。无意中，我们发现孩子们最高兴谈论的一件事，是一个他们称为“面包女士”的妇女，每天早上都会在街上给他们带来早餐。

第三天一大早，我和戴维就从宾馆出发寻找那位“面包女士”。在一条街的街头，我们发现了一群赤脚的孩子正围在一起。一个白人女子从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桶里舀出茶水，然后倒入一个个脏兮兮的杯子里。孩子们一边接茶水，一边伸手去抢那硬邦邦的白面包。我和戴维赶紧过去帮忙。分发面包的时候，我问这个名叫琼的女士：是否有个人或团体支持她？

“曾有人来打算提供帮助，”她说，“但他们又离开了。孩子们在恐慌中成长，每天都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我想要的是：有人为这些孩子提供持续的赞助。”说完，她继续给孩子们倒茶。我站在那里，看着那群瘦弱的孩子，心里像茶壶里的茶水一样翻滚着，怜悯、震惊、无奈。

回到纳什维尔，戴维向人们讲述了“面包女士”的事迹，捐款开始纷涌而来。更令人感动的是，一对新婚夫妇捐了一辆汽车，一家大公司将拨出配套资金在哈拉雷建一栋楼。

8年过去了，我已经去了津巴布韦许多次。每次去我都发现“面包女士”的力量在增加。我的工作也在不断进展。女儿凯莉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把我们的捐助者通过网络扩展到了更多的个人与社会团体。我们用新的资金，帮助一位曾载过我们在哈拉雷周围考察的名叫帕丁汤的出租车司机买了一个农场。在那里，他和他的妻子艾丽斯与14个孤儿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不久前，我再次返回津巴布韦。我首先来到了帕丁汤那个被称作希望村庄的农场。我一下车，孩子们就跑过来，紧紧围住了我。那天晚上，孩子们做完作业后，我们聚在一间传统的木屋里吃晚饭。晚饭是孩子们准备的津巴布韦食物。夜幕降临，无数的星星挂满广袤的非洲夜空。我席地而坐，聆听孩子们的嬉闹声、歌声。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