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春

卢梭在十八世纪抨击金钱崇拜、国际贸易和知识精英。在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时代，人类内心的“卢梭”又周期性复活了。

特朗普在今年2月份庆祝竞选胜利的演讲时说，“我爱那些没接受过多少教育的选民”，并不时地攻击美国精英及其“虚假的全球化赞歌”。英国选民响应脱欧号召，拟拿回对英国的控制权，以免遭受无限制移民、“非选举精英”以及“专家们”的影响，此举使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后50年。欧亚一些国家也正在遭受民族、宗教以及国民身份问题的缠绕。在印度，印度人至上者使用“白左”字眼表达对世俗以及自由精英的愤怒。18世纪普世文明的启蒙运动使个人兴趣、商业、艺术和科学等和谐发展，这场运动由伏尔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启蒙，现在在反对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中似乎变得有些虎头蛇尾。

看到当前这些困境，没有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还会像当年卢梭那样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说，“我曾告诉过你……”。

还艺术和科学以自由

让-雅克·卢梭来自瑞士日内瓦，是一位窘迫、桀骜不逊的自学成才人士。18世纪50年代开始，卢梭在著作中常常表达对世界性虚荣的厌恶、对专家治国论和国际贸易的不信任，以及对传统道德的推崇。

卢梭描述的现代性的内在本质是：做局外人。18世纪70年代，卢梭30岁时来到巴黎，他在嫉妒、诱惑、反感、被拒的情绪中挣扎，法国的同行嘲笑他，但在欧洲他却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当时年轻的德国哲学家戈特利布·费希特和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赞同卢梭的观点，同样排斥国际普遍性，这俩人分别是德国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之父。一些小镇的革命者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响，希望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构架来治愈不平等和商业化的社会。

卢梭被认定为反叛、重组当代精英政治的主角，是因为他恰处当时发明这种信仰的时代。他将 “科学、文学、挥霍、商业和法律”定义为启蒙运动的信条，这些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特性，也改变了世界文化的特性，同时也让文化人获益。

卢梭基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学问是通过经验积累起来的。1712年，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他出生后第十天，母亲去世。10岁时，他的父亲离开日内瓦并将他托付给一个对他漠不关心的亲戚。15岁时，他逃离日内瓦到了法国的萨伏依，成为一个瑞法贵夫人的男庞，她的爱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她教他读书、欣赏音乐，卢梭在她身上找到了母爱，以“妈妈”相称。

卢梭做过学徒、杂役、家庭教师、书记员等，后来来到巴黎，以前的经历让他变成了“分析不公平现象的权威”。在巴黎，他与旅馆女仆黛莱丝·瓦瑟相好，生了5个孩子，并开始了他的沙龙活动，结识了那个时代提倡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的德尼·狄德罗。1751年，狄德罗“百科全书”出版，该书综合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诸如布丰的《博物学》（1749年）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该套百科全书总结了启蒙运动的主要主张：人类世界的知识及其对基本法则的认同促使社会进步。正如狄德罗所说，卢梭加入了这个集体并起到主导性推动作用，努力“还艺术和科学以自由，这对它们恰恰是珍贵的”。

社会进步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然而，卢梭的观点不断地在发生变化。1749年10月的一个下午，卢梭到巴黎郊外的要塞去看望因挑战上帝的存在被判入狱数月的狄德罗。在路上，他看到报纸上一则征文启事，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败坏还是优化了人们的道德观？”1750年，他参加了征文比赛，获奖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艺术与科学的道德效应》。他认为艺术和科学是“套在人类枷锁上的花环”，人们的精神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而“一片片地被腐蚀”。在1782年出版的《忏悔录》中，卢梭描述了他是怎样“在看到那则广告的一瞬间领悟到另一个世界和变成另一个人”的感觉。他说他坐在路边，恍惚了一个小时，泪流满面，被直觉所控制，认为社会进步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这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文明与自由的效应恰好相反。

18世纪中叶，卢梭认为，巴黎的知识界及治国专家阶层设定的文明标准，不过是为强权和不公正提供了文学和道德的掩饰。狄德罗加入了与卢梭的论战。他的同行认为科学和文化可以使人们从宗教、犹太教以及他们认为的其他野蛮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推崇新兴资产阶级，该阶级运用科学和精英精神来自我保护、自我发展。亚当·斯密展望，因为羡慕并渴望拥有像富人一样的权力和特权，人们会建立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斯密认为，人们渴望超越他人的意愿能够变成道德和社会的正能量。孟德斯鸠则认为，商业通过“交换多余的有用的物品或者有用的必要的物品”，“治愈具有破坏性的偏见”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伏尔泰是一位典型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平民，他认为商业和自由是对抗专制和等级制度的解药。17世纪20年代，他盛赞伦敦证券交易市场，认为交易市场是现代世俗性的圣殿，在那里“犹太人、伊斯兰、天主教徒相互交易就好像他们拥有共同信仰，而只是对那些破产人士不忠”。伏尔泰们倡导一种个人自由地通过财富和知识的增加而获得的生活方式， 勉励人们追求奢华以及言论自由。

卢梭则认为，“金融”这个词是“一个‘奴隶字眼”，神秘的金融工作机制是一套“制造小偷和叛徒的办法，并将自由和公众利益放在了拍卖桌上”。对于今天的英国脱欧人士，他预见到除了苏格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之外，英国向她的臣民提供的只是虚假的自由：“英国民众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过是自欺欺人，只有在议会选举时，他们是自由的，一旦选举结束，他们便被控制，将变得一文不值”。

在他的近20本书中，卢梭详细闡述了他反对知识分子及其赞助人那套人生说教的观点。他坚信，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尽管会带来进步，但实际上使人们的心理变得越来越脆弱。卢梭拒绝相信个人利益交换会推出新的文明，也不可能产生自然的和谐。人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这导致了“每个个体都极力地表现比他人更好”。这种“超越他人的渴望”会导致人们尝试去替代他人，甚至最高层的为数不多的人们也感到不安全。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他写到，“在一系列哲学、人文、文明、庄严的道德标准中，除了做作、欺骗性的外表、毫无价值的荣誉、没有智慧的原由以及没有幸福的快乐，我们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卢梭谴责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伏尔泰在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里将卢梭曝了光，将他定义为一个虚伪的家庭价值观支持者：一个将全部五个孩子委托给一家寄婴医院抚养的人。卢梭的生活说明他的理论和现实存在距离。

卢梭感情丰富，将自己隐藏在黑色胡同里，只对女性敞开心扉。在文章中，他反对自淫，但却常常在做。像其他人一样，他常常对富人评头论足，但他其实并不关心穷人的生存条件。他只简单地推定他所经历的社会存在缺陷和贫穷，好让他的观点能优于特权人士。像好多把自己定义为牺牲品的人一样，他确信他人不会感知到他的痛苦。有人评价说，卢梭的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的题词都一样：“我是野蛮人，没有人懂我”。卢梭的观念来自内心的恐惧、困惑、孤独和失望，他的小说和其他作品的主题描述的都是主人公们来之不易的智慧，因此赢得了欧洲那些僻静省州哲学家们的青睐。

卢梭的理想社会是斯巴达

卢梭能走上职业哲学家的道路，是因为在上流社会得到资助、受到吹捧并能融入上流社会，但是他拒绝了皇家的资助。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声誉日隆，他更加偏执，经常与诸如休谟、狄德罗等好朋友争吵，他们嘲笑他是疯子。卢梭被富人的无情所激怒，认为富人有义务“不让人们明了财富的分配不均”。卢梭批评宗教专制，但也认为宗教能够护卫日常的道德行为，以及让穷人的生活能够忍受。他认为世俗知识分子都是“专横的独裁者”，蔑视普通人的简单感受，像天主教牧师一样“冷酷无情”、“不能容忍”。卢梭的理想社会是斯巴达，地域小、朴素、自给自足、特别爱国而不是全球主义，这类似于当今极端伊斯兰分子追求的古代伊斯兰哈里发王国。卢梭认为，在斯巴达，个人超越他人的冲动会升华为公民的骄傲和爱国主义的体现。

卢梭批驳全球商业主义的言行变成全球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者们使用的基本惯用手段，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正在国家机构中整肃支持欧盟的“自由精英”，反对同性恋以及排斥亲犹太主义分子，他们应感谢卢梭。无情排斥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的特朗普，同样可以在《爱弥儿》和《教育论》中找到哲学依据。卢梭写到，“每位爱国者对陌生人都很苛刻，在他们的眼里，陌生人一无是处”。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对女性态度粗鲁，与卢梭对“女性”的观点相吻合，卢梭认为“女人就是为愉悦男人而创造的，必须令男人愉快，而不是激怒男人”。

这些强硬的主张让卢梭在普通大众中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赞美集体主义可以与其信众的内心自由协调一致。卢梭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写到，“我从未认为人们的自由根植于做想做的事，自由更根植于不做不想做的事”。这种对个体外部约束的不信任自然转变为对国际贸易伟大力量的怀疑，这也是卢梭和亚当·斯密的本质区别。

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以及冷战后的全球化，证明卢梭是一位令人伤心的输家，但对今天疯狂的政治来讲，卢梭是将政治极端个人化的第一人。尽管卢梭个人取得极大成功，但在金字塔社会里他总是感觉不到安全。卢梭支离破碎的情感代表了希望赋于同等权利的人们的政治诉求。托克维尔认为对平等的追求可能使“愤怒达到极致”，并使独裁者和独裁运动获得权力。托克维尔声称卢梭的书他每天必读，但正是卢梭，第一个攻击了现代性不公正的一面，那就是权力归于盘根错节的精英们。

最近，人们爆发了对作家、记者、政客、专家治国者、商人以银行家的愤慨，说明人类内心的卢梭在那些对生活现状不满的人群中正渐次展开。雅各宾派和德国罗曼蒂克者们是盧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信徒。卢梭断言大都市是罪恶之窝，这种根植于普通民众的观念对我们并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构成了不断的持续的挑战。那些被连根拔起的带有卢梭复合伤痛的民众，正周期性地向世界表达着他们对激进的平等和稳定的渴求。